如果保守党长期进行党魁竞选的目的是为了调查导致7月选举惨败的原因，并找到一位能够引领党派复兴的候选人，那么这一目标显然未能实现。在过去三个月的托利党内部辩论中，主要表现为否认和回归教条的舒适区。没有理由期待巴多诺克和詹里克在最后一轮竞争中会改变这种局面。尽管两位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存在细微差别和语气上的不同，但他们都获得了党内激进右翼的支持，并未表现出让保守党更积极响应英国主流民意的兴趣。
在最近的保守党会议上，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最能概括保守党所面临的挑战，他呼吁保守党“变得更正常”。这需要认识到，是什么导致该党在7月份不仅不受欢迎，还让数百万选民感到厌恶。克莱弗利的议会同僚拒绝将他列入最终候选名单。所谓的“正常”，如他所定义的，将不会出现在发给保守党成员的选票上。
在剩下的两位候选人中，Badenoch女士对实际政府可以施加的理论限制表现出略微更多的认识。作为英国脱欧的支持者，她在担任贸易大臣期间放弃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最后期限，因为大量欧洲监管规定即将到期，这将导致监管真空。在关于英国退出欧洲人权法院(ECHR)的问题上，她相对克制，将这一提议转化为“复杂问题的简单答案”。
相比之下，詹瑞克在2016年是留欧派的支持者，如今他已将自己塑造成党内非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捍卫者。他将放弃《欧洲人权公约》作为竞选活动的核心内容，以一种荒谬的紧迫感，将其视为英国生存的问题——“要么离开，要么死亡”。对于Jenrick先生来说，每一个关于保守党为何被赶下台的分析，都倾向于对边境控制进行粗暴而愤世嫉俗的计算——问题在于承诺减少移民，却接纳了过多。从本质上讲，这传递出的信息是，保守党需要在不妥协、仇外的民族主义领域，与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改革英国(Reform UK)展开竞争。
这并不是Badenoch女士的风格。她更倾向于在性别、种族和历史问题上挑起分裂的文化战争，副业是对媒体的敌意。但她对保守主义未来的核心概念是经济。具体来说，她坚信增长、创新和生产力都被所谓“官僚阶级”的崛起所扼杀。正是这种对社会保护给企业带来虚幻负担的厌恶，引发了英国产假工资“过高”的论断（在遭到强烈反对后迅速收回）。
这些观点并不新颖。几代人以来，保守派一直在抱怨高移民率、繁重的税收和一个过于强大的国家。这些痴迷推动了该党在政府中的议程长达14年之久——但他们仍然被赶出了政府。领导保守党的两位候选人代表了同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综合体的不同派别。两人都没有对执政期间的糟糕记录表现出一丝悔过，也都不适合带领该党回到一个可能再次被信任治理国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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